中國的富人購買了很多西方國家富翁品味的東西:藝術品、灣流私人飛機、DRC葡萄酒和愛瑪仕手袋。但微軟(MSFT)聯合創始人比爾·蓋茨認為,他們還沒有接受一個最重要的東西,那就是慈善。比爾·蓋茨在接受採訪時呼籲中國的富人多做慈善,認為中國缺乏系統性慈善行為,並稱政府應考慮對慈善採取政策鼓勵,例如減免稅收。
  在大多數情況下,奢侈品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。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,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的主要差異就在於,前者服務於人的生物功能,滿足人們的基本生理需求;後者購買的是一種身份與認同。具有高人一等的品質和昂貴得讓絕大多數人“只能艷羡,無法擁有”的價格,理所當然成為奢侈品體現其存在意義的首要條件。越來越多的中國富裕人群進入了西方頂級品牌的視野,這與現階段中國文化和國人的炫耀性消費心理分不開。富裕人群的膨脹,必然導致高檔消費行為在各地的迅速增多,其榜樣作用也漸趨明顯。越來越多的人出於從眾、攀比和身份的需要,逐漸從接受、購買到養成習慣,導致奢侈品消費者驟增。
  消費什麼,如何消費是一門學問。如同鮑德里亞所言,消費社會也是一個學習消費的社會,是消費的社會培訓過程。馬克斯·韋伯指出,只有當人們普遍能心懷感激與敬畏地對待財富,用正當合理的手段創造財富,以有利於社會的方式使用財富時,一個社會才會具有與現代文明相稱的財富倫理水平,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良性運行才成為可能。所以,敗壞的人心不可能創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產品,也不可能建構“好的市場經濟”,相互為惡、不擇手段的傳統利害觀、財富觀隨時有可能成為財富的毀滅之源。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,必須學會如何看待財富、追求財富和支配財富,共同建設健康的財富倫理和市場倫理。每一個消費者,尤其是富裕階層都應當從自己做起,承擔起消費者的社會責任,倡導責任與文明的新消費觀念,在全社會樹立起理性消費的新風尚。
  與國外相比,我國慈善事業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,在普及性上還有較大差距,公眾參與率較低。資料顯示,我國志願服務參與率僅為全國人口的3%。據介紹,美國的慈善捐贈10%來自企業,5%來自大型基金會,85%來自全國民眾。我國慈善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法制欠完備,慈善事業遭遇的最大尷尬是缺少制度和文化的“設計”。因我國現有慈善機構大多依附於政府機關,主要依靠政府勸募,而慈善資源的動員力量弱小,民間救助的存在和發展舉步維艱。人們所熟知的“諾斯悖論”,描述的是國家與社會經濟相互聯繫、相互矛盾的關係形態,即“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,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”。弔詭的是,在重重慈善醜聞的重創下,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慈善機構的公益性。
  面對日益下滑的慈善公信力,如何輓回慈善事業的“生命力”?正如美國卡耐基基金會前主席盧塞爾說的那樣,“慈善事業要有玻璃做的口袋”。所以,鼓勵中國的富人多做慈善,一方面固然需要富人樹立良好的慈善形象,另一方面慈善機構自身也要有良好的形象,這有賴於政府的制度設計,更有賴於全社會的共同努力。筆者以為,發展慈善事業,必須從根本上改觀捐贈者、社會公眾與慈善組織之間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態勢,增強慈善的透明度,確保慈善事業的公益目的。
  郭立場(河南教師)  (原標題:中國富豪做慈善的難度與出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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